追寻母亲的足迹

    母亲1925年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辛安乡木桥夼村一个贫苦农家，上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下有1个妹妹，全家8口人的生计全靠姥爷租种地主的两亩薄田艰难维持。母亲说，她小的时候常年吃的都是地瓜和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而收成不好的年景，连这样的东西也吃不上，只能吃地瓜藤或野菜充饥。她们姐妹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时甚至要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留在家里的只能挤在小火炕上做针线活。大舅、二舅常年外出给地主扛活，三十多岁还娶不上媳妇；三舅于安年被抓到煤窑当苦力，1939年逃出魔窟参加了八路军。三舅的勇敢行为对母亲影响很大，她暗暗下定决心，也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

    母亲小时患过一场严重的伤寒，由于家里没钱医治，她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头发都掉光了，眼球也凸出来了，全身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万般无奈之下，家人只好采用民间土方给她治疗，母亲居然奇迹般地闯过鬼门关，顽强地活了下来。那时姥姥患有慢性肠炎，经常拉肚子，身体异常虚弱，但也只能在田间、路旁采点野生马齿苋熬水喝，或吃几瓣大蒜对付。姥爷经常叹气说：“这样的苦日子太难熬了，还不如全家人吃点毒药死了省心呢！”有一次，姥爷真地跑到镇上买回了一包老鼠药，想放在饭菜里把全家都毒死，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灭门之灾。

    母亲参加革命时尚不满16岁，曾在村妇救会担任过自卫队长，积极组织全村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和支前工作；后来又参加了行村镇的民兵组织，并担任小组长，和男民兵们一起打游击、埋地雷。在反“扫荡”斗争中，母亲多次参加战斗，先后打死抢粮、烧杀的日本鬼子3人，炸伤10人，于1945年8月荣获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林浩授予的“胶东一等民兵模范”奖章。

    这枚奖章的正面为蓝白两色，象征天空和大海，其左侧写有“胶东一等民兵模范”几个字，右侧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红色民兵形象；奖章背面是“胶东军区”和一个“奖”字，编号为39。别看这枚圆圆的小奖章材质不精，外观也很普通，可这份荣誉凝聚着母亲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体现着母亲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当年所有荣获“胶东一等民兵模范”的海阳民兵中，母亲是唯一的女性。

    由于表现突出，1945年1月，不满20岁的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母亲被胶东军区抽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四分区吉林省辉南县联合会工作，从一个被小鬼子称为“土八路”的女民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也就是在这时，母亲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湖南茶陵人刘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想着报恩，千万不能忘本！”“比比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我做的那点事情算得了什么？他们连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而我还能活着看到新社会、享受新生活，应该感到很满足了！”“想想旧社会我家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真多亏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翻身当家作主，过上现在的好日子，真的应该感到很幸福了！”

    正因如此，在母亲的一生中，不管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麻烦，她都不会向组织和领导提条件、要待遇，请求特殊照顾，而是顾全大局，默默承受压力，克服困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4年大裁军，大量的女兵要从部队复员到地方。母亲当时已是正连级干部，多次立功受奖，又是单位骨干，完全有理由申请留队。可她想得最多的是，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什么时候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于是毅然服从组织决定，脱下了心爱的军装。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生活物资供应十分短缺。母亲饿得面黄肌瘦、全身浮肿，但她从来没有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叫过一声苦。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她只身一人回到山东老家，投亲靠友筹措到一些地瓜干、花生饼、芋头之类的食物，千里迢迢地背回家给孩子们吃；同时她还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种上芋头、土豆等，硬是咬牙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时期。

    母亲崇高的品格

    母亲为人一贯低调、内敛，从不炫耀。父亲刘耀是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但母亲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除了亲戚们略知她的一些情况外，其他人对她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甚了解。虽然她参加过著名的地雷战，获得过骄人的荣誉，但她从不向外人炫耀，只是在教育子女时，才会提及当年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并且亲自给我们演示各种埋雷方法。当时我们尚且年少，只是觉得母亲讲的故事挺有趣，从没把母亲当成英雄模范看待。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并多次观看了电影《地雷战》，才真正对地雷战的威力有了感性认识，对母亲的光荣历史有了深切的感受。

    然而，母亲为人正直，敢于坚持原则，在单位有口皆碑。“文革”之初，母亲正在南京市玄武区修旧办事处当主任。当时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造反派自然要把攻击和炮轰的矛头对准他。但母亲心里很清楚，许世友曾是胶东军区司令员，自己的“胶东一等民兵模范”奖章就是许司令颁发的，他在自己的家乡海阳县亲自指挥过“发城围歼战”、“榆山大会战”、“留格庄战役”、“胶东保卫战”……母亲坚信，这样一位赫赫有名、功勋卓著的老将军，决不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山东人的倔强和耿直让母亲没法保持沉默，她义正词严地说：“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帅，根本就打不倒！”一句话激怒了造反派，各种帽子纷至沓来，什么“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世友的铁杆保皇派”等等。1967年8月，造反派把母亲押到江苏省委大院批斗。当我们赶去营救时，发现母亲丝毫没有畏惧，她反倒镇定自若地安慰我们说：“不要害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时，她已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可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概丝毫不减当年。

    由于家贫，母亲小时侯上不起学，看到有钱家的子女每天背着书包进学校，她心里十分羡慕。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母亲就躲在学校外面的窗台边偷听先生讲课，默记先生教授的课文，最后竟也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女儿经》，熟知《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和《朱柏庐治家格言》中的诸多名句，并能生动地讲述《二十四孝图说》中的感人故事……

    事实上，母亲的文化学习是入伍之后，进了部队的扫盲班才真正开始的。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母亲很快就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不仅能读书、看报、写信了，还在部队担任过干事、出纳、书记等文化人才能胜任的职务。母亲深知没文化的难处，因此想方设法地供子女上学。1964年9月，老大和老二分别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南京市外国语学校，进入高中英语班和初中法语班学习。母亲激动地说：“过去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孩子们居然可以学洋文了！”那时，每当我们在学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五好学生，母亲的脸上都会洋溢出灿烂的笑容，并总是把我们的奖状贴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进门一眼就能看到的墙中央。每当我们获得优秀党团员的荣誉称号时，母亲都会捧着喜报和奖章告诫我们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无论到何时何地，都要行得端、做得正，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

    母亲是属牛的，她的品格和为人也像老黄牛那样，忠心耿耿、朴实无华。她的一生，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在我们儿女的眼里，母亲既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高尚的人。她细微之处的一言一行，是那么慈善、那么亲切，总是给人以阳光般的温暖和感动；她为人处事的一点一滴，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蕴含着崇高的品格。

    母亲一生勤劳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浪费一点东西。她总是精打细算地操持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大人的衣服旧了，就改小了给孩子穿；床单破了，就用浆糊打成“袼褙”用来做鞋垫；毛衣穿坏了，就填上新毛线重新织好……母亲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做饭洗衣、打理家务，晚上则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从早到晚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非常辛苦。

    母亲自己非常节俭，对别人却是有求必应，不管谁遇到了困难，只要求助于她，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特别是对山东老家的亲友，更是毫不含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严重匮乏，卖什么都发票，买什么都凭证，可母亲宁愿自己家省吃俭用，也要慷慨解囊，拿出节省下来的钱物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当我们不理解母亲为何要如此善良、如此实在、如此仗义时，母亲总是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我自己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最能体会到人在困难和危急时，那种渴望帮助的滋味。”正是母亲特殊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她豪爽、善良、朴实、忠厚的性格，所以母亲一生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同情心，特别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因孩子多、负担重，无法外出工作，只得在家操持家务，但她却一心想着报答党的恩情。那时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成立了居委会，这份工作不拿一分钱报酬，完全是尽义务，既琐碎又辛苦，没人愿意去干。但当组织上找到母亲时，她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份额外的苦差事，兼任起了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她总是积极带头去干，像一头老黄牛，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母亲的一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在平凡的岗位上，她一直在默默无闻、无私无畏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如今，母亲已长眠在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中的红星园，那是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中规格最高的墓地。墓园的四周苍松翠柏环绕，气氛庄严肃穆静谧。那里安葬的都是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前辈。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他们佩戴军功章的老照片，镌刻着他们浩气长存的英名；墓台的中央赫然凸立着一颗硕大的红五星，墓碑的后面铭刻着他们既往的革命事迹，默默地向前来吊唁的人们诉说着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本文刊于《党史纵横》2012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