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之前，这些战犯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一个不杀。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份由廖承志带领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起草的文件指出，“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图为在沈阳审判战犯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