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秦兴汉老先生向记者讲述过去的往事。中国军网记者宣琦 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高兴得发狂。各部队开始集中，我们十六军分区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出发之前，领导让我回家看看，与家人告个别。那天晚上，我摸黑回村。见我回来了，家人都很高兴，说，抗日战争胜利了，该不走了吧！我说，不行，我们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妈妈听过后，脸上的兴奋神色即刻消失了。第二天部队经过我们村庄，妈妈又是默默地望着我随部队远去。一去就是三四年音讯皆无。1948年底，我随部队进关。一天夜里，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敲开家门，妈妈和姐姐惊喜地把我迎进了家。那天夜里我们几乎没睡，光听我姐姐没完没了地讲述我离开家后的情况，妈妈在我走后，每天都要到我告别家乡的地方看看，特别是得知东北大军进关的消息后，总是希望奇迹出现在她的面前——我从行军的队伍中走出来。我在家住了一夜，次日就追赶部队去了。

母爱之心是无穷无尽的。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随部队进入北平后又要南下，母亲得知我要南下的消息后，又不放心了，在我姐姐的陪同下来到北平。见面时，妈妈没有劝我留下，也没有嘱咐我什么，只是用她那特有的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知道，她把要说的话全埋在心里了，直到1955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她才放下了心。

1959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爸爸妈妈来到北京，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夫妻两个、三个孩子、一个保姆，加上两个老人共8口，口粮很紧，难见荤腥，生活虽困难些，倒也和谐平静。1960年秋，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我给一位领导当秘书，这位领导受到迫害批斗，我这个秘书也是幸免不了的。我怕老人为我担心，装着没事的样子，时间长了，老人发现诸多情况与过去不同，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人说我的父母是“富农分子”，不宜住在领导机关，应遣送回家。我不忍这样做，迟迟不动。后来，上边催办、老人也怕我为难，主动提出回家。对此，我心里非常难受。当时爱人参加乡村医疗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于是把孩子送到我二哥那里。这样一来我的家乡传开了，说我出了问题，挨批斗。由于担心我，年老体弱的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天，接到家里来信，说妈妈病重，希望我回家看看。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带着大女儿赶忙回乡探亲。妈妈看到我高兴极了，竟能坐起来同孙女说笑。几天后，当我要回部队的时候，妈妈又沉默了，我走的那天，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最心痛的一次，那一幕使我无法忘却又害怕想起。妈妈躺在炕上，闭着眼睛不说话，沉默得使人紧张。我低下头说：妈妈，我走了，将来再看您。话音一落，泪水从妈妈的眼角流了出来。当时，我的心有说不出的难受，我的脚沉重地一步也迈不动。过了好久，妈妈说了一句话：假期到了快走吧……

我魂不守舍地回到部队，不久，得知84岁的妈妈走完了人生之路，她是带着子女的爱心和悬念走的。妈妈生命中最后的形象是我终身难忘的，这常常引起我无限的思念。妈妈的爱心伴随着我一生，温暖着我一生，鼓励着我一生。

母爱是难以回报的，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