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东北边防军始末
■陈 升
群众慰问北上的东北边防军部队。
接到组建命令后,赶往集结地点的东北边防军部队。
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边,有一处中外知名的断桥,当年的弹痕,至今仍清晰可见。站在断桥旁,仿佛仍能听到当年冲锋的号角、炮火的轰鸣。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英勇壮举,仿佛又浮现在眼前。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随后,东北边防军,这个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建制,以“志愿军”的名义,开赴朝鲜战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身部队,东北边防军的组建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一笔。
未雨绸缪
保卫东北边防、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在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中共中央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重要战略举措。东北边防军自组建之日起,几经集结、加强、再部署,既巩固了国防,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权,也为边防军部队出动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地区处于战略大后方,由东北军区领导和指挥其所属的人民武装力量。东北地区解放最早,地理位置上背倚苏联、毗邻朝鲜。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中朝友好关系确立,局势相对稳定,工作重点也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美国军队入侵朝鲜之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全局的复杂问题。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东北地区从战略后方变成国防前哨,中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整国防部署,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以巩固国防,预防突发事件,做好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准备。
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10日,周恩来副主席又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立即抽调第13兵团(兵团部、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四野战军炮兵司令部(炮兵司令部、第1炮兵师、第2炮兵师、第8炮兵师、高射炮兵4个团)、骑兵1个团、工兵第6团、汽车兵3个团,编制人数达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决定》确定编入东北边防军的各部队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等原驻地开展车运工作,于8月5日前全部集结到达指定地区;《决定》确定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万毅负责指挥边防军特种兵部队,段苏权为司令员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
组建之前,各部队分散在各地担负着整训、生产和剿匪作战等任务。由于国内各铁路干线受损严重,尚未恢复,大范围车运调防任务很重。在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的状况下,20余天内,东北边防军在辽宁安东(今丹东)、铁岭、辽阳,吉林通化等地完成集结。8月中旬以后,朝鲜形势已不容乐观,战争双方在朝鲜东南隅的洛东江一线形成僵持局面,朝鲜战争长期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局势,预判发展趋势,再一次加强东北边防部署,开始增调部队加强边防军的力量,并部署边防军的二线、三线部队。
9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南军区第50军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开赴吉林西丰、辽源、海龙、磐石地区,转入战略临战准备。9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第9兵团北上命令,决定从10月1日起,按第27军、第20军、兵团部、第26军顺序,依次北上,进入津浦铁路山东段的泰安、兖州、曲阜、滕县等地区集结,转入整训。第19兵团所属3个军,调至陇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兵团部位于西安,所辖第63军位于三原地区,第64军位于宝鸡地区,第65军位于宁夏境内。二线、三线部队的部署,计划在第13兵团等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出动后,即以第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由山东北上,进入位于东北的边防军原驻地,随时准备入朝作战;同时以第19兵团东进,进入山东驻地整训,作为三线部队。
一切为了战时
充分的准备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副主席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指出:“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
东北边防军集结后,召开了“沈阳军事会议”。会议明确了东北边防军的未来作战任务:准备赴朝鲜作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部队出国作战时将使用“志愿军”的名称。“各个部门与各个部分都应迅速地、仔细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分的政治动员、积极的军事准备、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具体的物资准备等,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防止落空,限期完成。
为统一东北边防军部队的领导,调整指挥关系、保证整训工作正常进行,中央军委8月26日决定,东北边防军部队,包括第42军和特种兵部队,以第13兵团为统一训练机构,特种兵司令部辅助。直至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东北边防军都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东北军区负主责,第四野战军予以协助,第13兵团分管军事整训,东北军区负责后勤保障。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因赖传珠身体有病,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其离职休养一个时期,萧华兼任第13兵团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这些决定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作战要求,以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才能出众的骨干力量充实领导集体,同时考虑到部队情况,保留政治部和组织部机构,组成了一个汇集精兵强将的北上兵团指挥机构。
东北边防军从实际出发,把编制和装备调整工作与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步进行。精简机关人员和司令部直属分队,以充实作战部队;加强师以下部队的特种兵分队;部队连以上单位,配备朝鲜语联络员;加强侦察分队建设等。中央军委增调工兵第4团北上,归第13兵团指挥。补充兵员以军内调整为主,东北军区作补充,并从各大军区抽调10万老兵作为补充兵员。将第169师、第171师划归第13兵团指挥,担负战勤任务。同时,补充步枪2000支、轻机枪540挺、重机枪76挺、60毫米炮179门、各种迫击炮138门、92毫米步兵炮68门、火箭炮48门、火箭筒80具、反坦克地雷2000枚、燃烧瓶2000个。并加紧武器装备的维修工作,增加弹药补充和储备,补充装具缺额等。
通过召开官兵大会、小组和班排讨论、墙报和板报宣传、到敌机轰炸现场参观等方式,部队对“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等问题,进行自上而下的讨论和教育,保证了政治动员和教育富有针对性和强大的说服力。同时,部队对美军陆、海、空联合作战可能带来的战争考验进行了克服困难的教育;对朝鲜人文历史、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等进行了宣传。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为东北边防军战前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后勤部门也进行了物资筹措、调运和储备工作。步机枪弹药按5个基数,炮弹按20个基数准备,各先行运抵集中地区2个基数和5个基数,每团携带炸药2000斤;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抽调汽车1000辆,从东北地区动员大车4000辆,担任运输任务;按31万人员、3万牲口、1000辆汽车、4000辆大车,准备3个月的粮草、汽油,在部队完成集结前,先运1个月的粮草、汽油;由总后勤部按朝鲜人民军服式样赶制服装,每人单衣、棉衣各1套,另准备其他装具;按收容本军和人民军共4万伤员准备医院;准备5000副担架等。
在安东至辑安、凤城至通化、本溪至梅河口、沈阳至四平等“四线八点”上,东北边防军建立和完善了边境地区物资储备体系,并确定部署了通往战区的3条兵站运输线,对未来作战的卫勤保障作了精心部署。
苦练杀敌本领
采取“多用老办法、多想新办法”的训练方式,以“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为训练原则,东北边防军展开集中军事训练。
通过进一步研究部队未来作战任务,东北边防军认为,部队赴朝鲜作战,主要应该抓住美军怕截断退路和过分依赖技术装备的弱点,根据朝鲜多山地、河流的特点来确定部队的作战样式。通过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等客观条件,部队将山地进攻作战作为重点,军事训练也随着作战指导方针与原则的确定,将这些内容作为训练重点。
部队从实际出发,既强调熟练掌握传统战法,又要学习现代战争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训练包括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和防空、反坦克教育4个部分。训练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主要进行班以下战术训练和单兵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基本技术训练,以及反坦克、防空教育。第二期从9月11日至10月2日,以排、连、营进攻战术训练为主要内容,其中以排、连战术为重点,同时利用早晚时间继续复习和巩固各种技术。
干部主要进行夜战和协同作战战术教育。团以下干部主要学习如何组织兵力、火力,其中连、排干部侧重于对“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三三制”等战法的学习和研究;团、营干部侧重学习“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和合同战术,特别是步炮协同战术;师以上干部主要学习兵力、火力的组织指挥和陆空协同、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术。
针对部队老兵新兵参差不齐、对技术掌握程度相差悬殊的情况,部队普遍在训练中采取因人施教的原则,并在战士中组成互助小组。通过不断变换不同地形、训练地点等,使战士熟练掌握规范动作,明确单兵战术与发扬火力的关系。除此之外,通过实兵演练,突出进行山地进攻作战中连续突破、近战、短促火力战的训练;火器疏散配置、火力集中使用的训练;以及在敌人拥有制空权情况下,部队主要依靠的夜间运动和作战的训练。通过严密组织、分批训练、战术训练、实地教学等方式,部队战斗力恢复和提升很快。东北边防军在军事训练中,不断强化了准备打恶仗、打大仗的战斗作风,和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年8月下旬,朝鲜战局出现相持局面。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各部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专题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工作时,指出:“朝鲜战争长期化形势的出现,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对东北边防军的参战准备工作,及空军和特种兵部队的参战准备工作作了要求和部署。9月15日,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釜山防御圈的美第8集团军全线向三八线推进,朝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内。”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权衡了利弊,以及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于1950年10月5日,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正确地把握了局部和当前、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关系,是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周恩来曾提到:“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他科学的判见、实际的分析。”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征。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所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统一由东北军区负责。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这支不畏强敌、英勇顽强的部队,所创造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至今仍被广泛传颂。东北边防军的组建,不仅巩固了东北边防,而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战前准备,也为后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德怀曾在总结战争经验中提到:“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五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设想的。”这肯定了东北边防军的重要意义。
1950年10月,东北边防军炮1师召开战前誓师大会。在第26团5连召开的表决心大会上,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将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出征誓词记录下来,在修改补充后,写成一份诗歌形式的决心书。在全团出国作战的誓师大会上,麻扶摇代表连队发言,这份决心书作为开场白,受到热烈欢迎。会后,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麻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等几处修改意见,随后引用于一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作曲家周巍峙看到通讯后,主动为文中这首诗歌谱曲,最初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曲目,在全军、全国广为传唱,后歌名正式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每当这首战歌响起,都是对东北边防军坚实的努力和贡献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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