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 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的,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曾致总理衙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道”。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保守势力往往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捍卫“祖宗成法”的堂皇旗号,企图窒息哪怕一点点变革社会体制和军事体制的火花。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由于倡导全面向西方学习,遭到全国上下的声讨。福建巡抚徐继畲因在《瀛环志略》中说了外国制度几句好话,竟被弹劾罢官。就连李鸿章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也被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否决了。
“大变则强,小变则亡”。中日甲午一仗终于使清王朝统治者有所醒悟。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下,“戊戌变法”正式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这次变法包括改进武科制度、裁冗兵、成立陆军局、海军局等军事体制改革内容,尽管仍属于“改良”性质,但施行不过百余日,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这个腐朽王朝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其命运已不能由自己所掌握,任何改革者修补的努力都回天乏术。就像风雨飘摇之中的破房子,多么高明的“裱糊匠”也糊不起来了。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古今中外军队改革的实践表明,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最大“瓶颈”。随着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瓶颈”问题会暴露得愈加突出。如何冲破“瓶颈”的束缚,激活被“瓶颈”制约的活力,进而获得倍增式的“巴拉特法则”效应,既考验着我们的决心和气魄,更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思路。这就需要我们放开眼光,既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军队改革经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又防止盲目迷信西方军事制度,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在坚持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强军兴军之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