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变革——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招展，盛极一时。北洋海军每年校阅，看到的是舰船队形变换，鱼贯而过，雾缠烟绕，备极奇奥，世人惊叹。然而这支庞大的舰队“中看而不中用”，转眼几年就樯橹灰飞烟灭，这不能不给我们以全面而深刻的警示，尤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历史的鉴戒。

　　恩格斯曾经说过：“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自古养兵为打仗。军事变革的终极平台是战争，而战争相信的是实力。战争最终靠实力来说话，而不是为了“好看”“好玩”的。

　　一支军队的实力，源于观念力、战略力、体制力、管理力、文化力的合力，这就决定了军事变革涵盖军事领域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而激发“联动效应”和“共生效应”。

　　晚清和日本的军事变革，差不多在同一时段起步。由于日本军队对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制度体制、作战方法、军队管理、武器装备等进行了全面革命，军事实力急骤增强。而晚清军事变革是一个既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半拉子工程”，仅仅抓住了“一发”而不愿、不敢也不能去动“全身”，充其量取得了“枝节之建树”。甲午一战的胜负，实际上战前就已决出。

　　军事变革是由技术革命触发而起的，但买武器不等于变革。配备新式装备、队列排列整齐，并不代表就已成为实力强大的现代军队。甲午海战之后，袁世凯的新军小站练兵如火如荼，像模像样，但在八国联军兵临津京之际，“不奉朝命”，逗留观望，不仅没有派上用场，到头来还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军事战略乃战斗力提升之本。战略决定成败。中日军队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晚清军事变革自始至终缺乏明确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李鸿章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前迷信所谓“万国公例”，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以夷治夷”；战中一再退守，避战保船，“累累错失战机”，最终打败了一场国运攸关的战争。

　　军事理论创新乃提升战斗力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军事改革的航标灯。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使晚清军事变革成为“没有方向的行军”，也是甲午海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军虽然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始终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甚至未发现一篇研究现代海军作战理论的论文。没有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创新，任何军事改革都必然是盲目无序的，带来的结局必然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

　　文化力乃战斗力提升之源。文以化人，文以铸兵。军事变革“变”到深处是文化。甲午战争之败实为“文化力”之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他们像“扔破靴子一样”扔掉了曾虔诚学习并尊为“母体文化”的中国儒家文化，进而“脱亚入欧”，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维新和军事革命。而晚清死抱封建传统文化的“辫子”不放，以“祖宗成法”和“弓马平天下”的理念打近代海上战争，焉有不败之理？甲午战败引发的尚武精神、国民意识、耻感文化、散漫习气、苟且世故等的文化反思，至今仍是一堂并没有上完的课。 

　　“定远”“镇远”“致远”“威远”……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多以“远”命名，取“图远”“达远”之意。然而，仅有愿望没有实力是走不“远”的。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舰撞向日舰“吉野”凛然大气，已定格在历史中。但是，“吉野”并没有被撞沉，晚清军事变革也没有将国家和民族带到“远方”。战争最终检验和证明一支军队。只有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一切为了增强军队实力，真正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才能赢得未来战争和历史的检验，在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中走得更远。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晚清军事变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淘刷更加清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并没有结束。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的军队也不是晚清时期的军队。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人民军队昂首前进的步伐！正是：

　　昙花一现自强梦，变革垂败叹晚清。

　　痛定思痛铭国耻，强军兴军箭在弓！

　　（《甲午的殇思——写在甲午战争两个甲子之年》见1月6日本报第六版）

　　《解放军报》（2014年03月2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