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苟安忘战、训风虚浮与处心积虑、备战扩张

　　中华文化的发源与兴起，都是源自于其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内向的、稳定的大陆文化和农耕文明，是一种以长城为文化象征的防御型文化，天生就缺乏那种面向海洋的开拓和冒险精神。正如三国时期陈寿所言：“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大陆文化崇尚和平主义，再加之长期受儒家文化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被塑造为节制、中庸、谦恭。正是由于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晚清政府在整军备战中并无经略海洋、谋求海权的战略远见，仍存有苟安忘战、乞求和平的思想和虚骄自傲的心态，导致训风虚浮、演风虚华，训练走过场、演习造声势的现象严重存在。

　　诚如来远舰鱼雷大副所言“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至后期，这种虚华之风更是朝野滔滔，北洋海军满足于以大操和合操进行的编队训练，极力显示威武气势，并无实质性战术训练内容。成军后的海军训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为应付三年的大校阅而训。校阅时，“所有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预量码数设置浮标、在靶船暗埋炸药，以此敷衍上司、掩藏问题。再后来，由于经费问题，导致日常训练难以为继，“操练尽废”，许多战舰充当起运输船、旅游船从事商业运输，导致军事训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战斗力建设止步不前、日有所损。而对手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西方的海盗文化对于已经在中国进行海盗袭扰数百年的它来说，是亲切而自然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就选择了西方海上强国对外扩张求富的道路。在“清国征讨方略”野心膨胀的鼓噪下，日本迅速组建联合舰队，定期于东京湾大操舰队，举行海军大演习，训练水平和作战力量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