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同志简历

　　张军，汉族，原雷达某团副团长张在安的儿子，现任海军某士官学校模拟训练中心高级工程师。

 

　　首长和同志们：

　　我是原雷达某团副团长张在安的儿子张军，现在是海军某士官学校模拟训练中心高级工程师。我的父亲是1962年第一批进藏的共和国雷达兵，亲自参加了包括甘巴拉在内的10余座雷达站的勘测和建设，参与和见证了西藏雷达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把生命中最美好的20年贡献给了西藏。2013年7月，遵照他生前遗愿，我母亲带着全家七口，捧着父亲的骨灰，沿着他当年进藏的路线，把他的忠骨埋在了甘巴拉山上。生前，他把青春献给了雪域高原；现在，又日夜坚守在他忠爱的事业和阵地上。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讲述的，正是父亲生前和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口述的那些难忘记忆。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支前作战到扎根边疆，只要祖国一声召唤，甘洒青春与热血

　　我的父亲是安徽怀远人，1958年10月参军入伍，部队原为驻扎在南京的雷达某团机动连。1962年9月，西南边境紧张，机动连编入独立营赴西藏执行任务。父亲被编在二连，任中士班长。动员大会上，团政治处副主任说：“这次进藏就是准备打仗，大家只要带两管牙膏，一把牙刷，用完了也该凯旋了。”然而，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20年。

　　部队乘火车从南京出发，到西宁后沿青藏公路行进，半个多月后抵达拉萨。两天后，电台传来边境作战胜利结束的消息。正当大家以为可以归建南京之时，又接到上级命令：雷达营向西南边境前沿开进，担负新的战备任务。动员口号也成了“长期建藏、高原为家”。

　　父亲的连队进驻山南地区海拔4000米左右的哲古，担负24小时昼夜对空观察、警戒任务。高原深夜寒风凛冽，官兵没有床,只能把羊毛铺在冰冷的地上，席地而睡。条件虽苦，但父亲任劳任怨，他既当雷达操纵员，又维护和检修兵器，曾因准确发现外军侦察机入侵的空情受到了上级表扬。

　　恶劣的环境、繁重的任务，使得父亲积劳成疾。他的血压一度达到了180—140。此时父亲已服役6年，符合复员的条件，加之家中困难、身体不佳，他提出复员申请。当时独立营副参谋长、也就是后来雷达某团的首任团长周金龙找到他谈话：“小张，你技术全面过硬，高原需要你，独立营需要你，留下来继续干吧！”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父亲，让他放下个人得失，在高原扎下根来。1997年，父亲在上海住院，与老团长周金龙相逢，时过境迁，两个老兵对这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1991年7月，我从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在父亲鼓励下选择了参军。入伍第一天，父亲就拿周团长批评教育他的往事告诫我：“穿上军装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遵守铁的纪律！”现在高原雷达兵的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家风，不仅我和弟弟，就连我刚上大学的儿子也懂得：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不怕吃苦、甘于奉献！

　　舍生忘死踏遍雪域边关，涉水跋山历尽千难万险，只为在世界屋脊安上“千里眼”

　　1964年4月，父亲从哲古调到拉萨后提干。这段时间，父亲最难忘的就是上甘巴拉勘测阵地。那时上山的公路还没修通，大部队驻扎在甘巴拉山口，他带领部分人员背着干粮和水徒步上山勘测。第一次在甘巴拉过夜，高寒缺氧本已让人难受，可他偏偏又扁桃体发炎，喉咙像堵着棉花一样令人窒息。历时20多天艰苦勘测，为最终确定阵地获取了大量珍贵的数据资料。后来，他又多次上山检查工作。甘巴拉也成为他最为魂牵梦绕的地方。

　　1968年7月，他被任命为雷达某团作训股副股长。当时，外军战机经常抵近侦察，我空防压力骤增，也就在这时，父亲又被赋予了在西藏勘测雷达阵地的任务。父亲和战友们在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上勘测。翻雪山、趟冰河、迎风雪、抗缺氧，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行程一万多公里。以顽强的毅力，在“伸手就能触到天”的乱石冻土之上，勘测建设了钢铁阵地。每个阵地都是用生命去勘测，用生命去坚守，特别是5000米以上雪山，随时面临着诸多未知的风险。

　　在勘测队中，父亲爬山最多，加之不能及时刮胡子，战友们都爱叫他“牦牛”。山高坡陡路险，攀爬时脚趾要用力抠着地面，时间一长父亲的脚趾甲脱离了皮肉，又厚又硬，修剪时非得用刻刀削、锉刀磨。直至去世，他那已畸形的十个脚趾仍令人目不忍睹，让母亲痛哭失声、伤心不已。

　　1980年，他任副团长时，长年生命透支造成的高原病愈发严重，每隔一周就会发烧，每次都是38度以上。正常人的脉压差范围为30－40，而父亲有时只有4个，心脏随时有停止跳动的危险。可他却硬扛着，还坚持到千里之外的连队检查，每次下连回来就大病一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脸色紫黑，越发苍老。

　　多年后，小侄女翻出父亲的老照片，可她怎么也认不出哪个是爷爷。弟弟启发道：“你看哪个人最黑？”小侄女瞬间发现：“这个最黑，可他是爷爷吗？”弟弟不禁流下泪来。1982年，病痛让父亲不得不选择转业，在西藏战斗20年的老兵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带着奉献高原的荣耀和一身病痛回到了老家。

　　对父母未能送终尽孝，对妻儿未能相守陪伴，青春年华献给高原，亲情之恩一生亏欠

　　父亲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奶奶共生了11个孩子，其中有9个都夭折了，剩下最大的伯父和最小的父亲两个儿子。爷爷、奶奶最疼爱父亲。然而，在爷爷奶奶去世时，父亲却未能守在身边尽孝。

　　1970年下半年，举国上下深挖洞、广积粮，在抗战时钻过地道的奶奶认为又要打仗了，天天担心当兵的儿子，天天盼着儿子回来，她常常站在老屋后，面朝西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思儿心切，心生忧愁，奶奶病倒了。生命垂危之际，她一直念叨着父亲的小名。家人知道她是在等父亲，连拍了6份电报。从“母病危速归”到“母泪盼儿归”，直到最后一份“母已故”，可每份电报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万般无奈，家人找来一个身材与父亲相似的亲戚，穿上军装跪到奶奶床前，握着她的手说：“娘，您的小儿子我回来了……”奶奶这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直到奶奶去世几天后，老团长周金龙才把扣压的6份电份一齐送到了父亲手中。他告诉父亲，扣压电报是经过团党委研究决定的。当时正处于战争之际，西南边境局势紧张，战争随时可能打响。团长愧疚地说：“现在部队需要你，你不能离开。只要局势稍有缓和，我们就放你走！”几天后假批下来了，可当父亲赶回家中，奶奶已去世36天了。1977年夏天，爷爷去世时，父亲正好在西昌参加重要军事训练会议，又一次未能在亲人去世时陪伴。

　　1967年11月，父母结婚后的第四天晚上，父亲就离开家奔赴抗美援越的战场。半年后，父亲探亲休假，离家时母亲已有两个月身孕，在她最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又一次离开了。我是在一岁多时才见到父亲第一面，而弟弟直到三岁时还不认识父亲。父亲休假回家时，母亲要弟弟过来叫爸爸，可他始终不肯，躲在妈妈怀里，怯怯地望着这个陌生人，小声地说：“那不是我爸爸！”母亲和在场的邻居都流下了心酸的泪水。

　　父亲在世时，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总是心潮难平。他常说：“我这一生，一对不起父母，二对不起爱人，三对不起孩子，但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西藏！”

　　生前以甘巴拉为傲，身后守望冰峰之巅，半生青春梦想，终生寄托惦念

　　1982年，父亲转业回到安徽蚌埠，任过中区法院副院长、东区副区长、市民政局副局长。他一直勤勤恳恳，秉承着高原雷达兵的实干和奉献精神。转业后，他一直渴望能在有生之年重回西藏看看老部队。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最爱搜集报纸和杂志上与西藏相关的消息，只要电视上一出现甘巴拉的画面，他总会神采飞扬、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这个阵地就是我当年勘测的！”

　　1999年，退休之后，父亲开始积极锻炼身体，为重回西藏做准备。但不幸的是，2000年夏天，他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四条冠状动脉堵了两条半，这是典型的高原疾病，不得不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2001年，我们曾到成都旅游，父亲重新燃起去西藏的希望，但大病初愈，最终未能成行。2005年，父亲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这使得他重返西藏的希望彻底破灭。从那以后，母亲不止一次说：“你爸昨天夜里醒来后总睡不着，说又梦到西藏了，和我聊了半宿在西藏当兵的事。”2006年春节的家宴上，当父亲又一次抒发西藏情怀时，我脱口而出：“爸，您放心吧，生前不能陪您回西藏，以后也会带您的骨灰回去一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然而，父亲并没责怪，反而兴奋地当即答应：“带去了就不要带回来，找个山头撒了、埋了都行，雷达兵就是占山为王的！”2011年9月2日，父亲在肠梗阻手术第2天，被高原长期损伤的心脏不堪重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溘然长逝。没想到父子俩在2006年春节的约定，竟成了他的遗愿。

　　2013年7月，我通过多种渠道联系上了雷达某团领导，表达了父亲想魂归雪域的愿望。得到团里支持后，母亲带着全家老少七口，捧着父亲的骨灰，从安徽蚌埠驾车，沿着父亲当年的行军路线奔赴世界屋脊。7月31日，抵达拉萨。8月2日，我们一家与官兵一起，将父亲的骨灰掩埋在甘巴拉阵地前的山坡上，并垒起了一座玛尼堆。父亲就这样静静地面对着大海一样深邃的蓝天，水晶一样纯净的羊卓雍措。站在那里，我才明白了“山高人为峰”的真正含义，甘巴拉在父亲心中早已化为一种永恒的精神和信仰，一种生命的寄托和信念。

　　我的父亲一生没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但他在我和家人的心目中就是一座山，像甘巴拉一样的高大、雄伟、不可撼动。现在，他与他心魂相系的甘巴拉已经融为一体，并将永远伫立在雪域高原，伫立在世界屋脊，伫立在我和家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