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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知道田妈妈的家境后，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地想办法帮助她解决困难。

　　因为《思念》一文的发出，这期间已有很多充满善心的企业家给我打过电话，有的文化公司甚至还想策划一些企业资助，组成亲友团，让烈士的亲人到南疆扫墓，而且有的已经在实施中。《廊坊日报》的记者董连辉在看了我的文章后，迅速联系了当地的企业，组织了10多名烈士的亲人到广西为烈士扫墓；我的家乡《周口日报》转载我的文章之后，很多部门都行动了起来，探访烈士家人，为烈士的父母体检治病……

　　我想，即使我个人出资，为田妈妈解决去云南扫墓的路费都不成问题。关键是，有什么渠道让田妈妈的生活过得更稳定？用什么办法让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些烈士的家人？

　　我虽然有帮助烈士家人解决困难的强烈的愿望，但我毕竟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于是就想到了谢楠。

　　谢楠是一位曾参战的退伍女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烈士家人的公益事业，她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她资助烈士赵占英母亲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那首悲切记述赵妈妈到陵园看儿子的长诗《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是谢楠用真情改写和温暖了这首诗，让烈士母亲过上了被众多人所关爱的生活。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谢楠。她觉得像田妈妈家中遇到的困难，最好通过社会热心人的帮助来解决。谢楠说：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充满爱心的，关键是我们做得是否得体。即使你帮助烈士家人的目的再纯净、心灵再真诚，也不要将寄给烈士母亲的钱由你来代收，最好是公布烈士母亲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等，让那些充满爱心的人们直接与烈士家人联系。当年，谢楠帮助赵占英烈士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我感受到谢楠的真挚和干练，并采纳了她给我的建议。我先给重庆警备区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委托当地武装部的同志前去慰问田妈妈一家。这期间，很多转载我文章的报纸多在结尾处写上了“请本版稿件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支付稿酬。”我想，这笔钱理应补助烈士的家人，于是就联系了转我稿子的很多编辑部，请他们将稿费转给烈士家人。最让我感动的是《重庆商报》，他们得到我的委托后，迅速为这笔稿费开设了“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他们的总编辑张宪民要求此篇文章按照正常稿费的3倍计算，给田妈妈送了过去。

　　当然，这些稿费也许并不能解决烈士父母的实际困难，但是，我感觉它更能考量出人心的真挚。不管怎么说，像《重庆商报》和许许多多被老百姓喜爱的都市报纸，他们能转载我发在《解放军报》上的这篇文章，的确令我非常感激，要不然，我想田伯芬妈妈是很难读到这些文字的。更让我感动的是，《重庆商报》的领导以我这篇文章做引子，专门派记者童江华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