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我的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交通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收容所。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集中到马路上，共约两千人以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一点队伍到达汉中门，日本兵要我们这两千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我们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一百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感到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的，我的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几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随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的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安全区，后来我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我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目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