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濮业良采访照（左一）

我叫濮业良，1922年9月11日生。1937年，我家住在中华门六角井47号。家里有父亲濮起和、母亲濮沈氏，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和伯父濮起富在雨花路开一家鸭子店。

日军侵占南京时，全家除了我和60多岁的伯父濮起富留在南京外，父亲带着家人逃难到六合乡下。随着日军逼近南京，中华门要关闭城门了，我们只好放弃了鸭子店。我和伯父经过中华门逃难到了难民区，住在鼓楼渊声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搜捕时，我们躲在二楼上，日本兵来了，抓住我，看看我的手，摸摸我的头，检查我是不是中国兵。日本兵带着一个被抓来的青年人，那人趁机向空地上跑，结果被日本兵一枪打死。我站着没有动，后来日本兵就放我走了。

日军还以难民登记为名，搜捕“中国兵”。一次，日军把很多难民驱赶到金陵大学，汉奸欺骗大家说：你们当过警察、当过兵的要站出来，是警察的还给你当警察，是当兵的还给你找工作干。

有的人轻信被骗，就站了出来。日本兵检查每个青壮年，凡是头上有帽印、手上有老茧的，都当作“中国兵”装上卡车，有十几辆卡车，每辆车上站有40到50人，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汽车拉走了，据说全都拉到长江边集体屠杀了。在被抓的人中间，有我舅父家的二儿子沈启权，我叫他表哥。他虚岁20岁，那时他是酱棚巷2号五金店的学徒电工，他家住七家湾，我表哥被拉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我被日本兵拉夫做苦力，日本兵要我和另一个青年人给他抬子弹，从鼓楼抬到四象桥晒布场。到达后日本兵不准我们走了，留下来扫地、洗盘子，给我们发个袖标，记得上面有“中岛部队吉原中队使用人”字样。第三天，我和那个青年趁日军不注意，一起逃走了。经过内桥、洪武路、新街口和小粉桥，我们先到了上海路难民区，天黑时才到了渊声巷，翻墙回了家。在路上，我看到很多难民尸体。我们遇到过日本兵，因为我们带着日本袖标，所以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我回到难民区后，伯父再也不让我出来了。

春节后，局势稍微稳定了，伯父带我坐小划船子过了江，走过卸甲甸、经瓜埠到了六合北门的黄家岗。我们过江时看见趸船歪着，在趸船上和长江边有大量堆积的难民尸体。第二年春天，我们从六合回到中华门六角井的家中。在城墙脚下和附近房顶上，我们还能看见被打死又从城墙上摔下来的难民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