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贵祥

我的父亲刘鸿宾、母亲刘周氏都是天津人。1937年，父亲在丁家桥国民党党部任消防队队长，当时48岁，我母亲患有白内障，是小脚。我姐姐刘贵珍12岁，妹妹两岁，还有一个弟弟才出生几个月，我才7岁，刚上小学。

我们家原先租住在马家街，因为房东家里有个疯子，不安全，我们一家就搬到五所村的一座草房里。南京局势紧张时，有人劝我父亲随同国民党政府到内地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且年幼，我父亲就没有去，留在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那天，我们躲在家里。我父亲有些消防知识，他在八仙桌上盖上湿被子，我们一家就躲在桌子下面。忽然我们家的黄狗叫了起来，紧接着，我们家的草房也烧了起来。五所村、四所村的房子都是草房，全部都着了火，我的弟弟刘贵宝被烧伤了。我们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慌之中，父亲从火中将祖传的鸳鸯宝剑抢了出来。到了门外，只见十多个日本兵端着枪，将老百姓往村里的水塘赶，我的弟弟本来已被烧伤，一遇水很快就死了。日本兵还将我父亲手中的鸳鸯剑抢去，我父亲不依，就被日本兵当场枪杀了，倒在塘边的堤埂上，村里还有十多个青壮年男子也被枪杀了。由于我们刚搬到村子里不久，所以那些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大多被枪杀了，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村里大乱。我母亲是小脚，又有白内障，更是没有主意，村里人将父亲等人草草地埋在塘边。后来，村里人全部集中起来逃难到下关的一个难民区，沿途看到很多尸体。难民区里面有很多竹棚子，还有红十字旗帜，每天靠救济的稀饭度日。日本兵经常进去抓人、拖妇女，有时就在墙边强奸妇女，有的小女孩也被拉去强奸。当时，我母亲她们脸上都涂着黑锅灰。

我们在下关难民区住了两个多月后，住在泥马巷的表哥来找我们，将我们带到城里，被安置在升州路陡门桥的难民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