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派克钢笔

规格：戴帽时长约12.8厘米，直径约1.9厘米。

材质：笔尖、笔夹为镀金钢，笔帽、笔杆主体为黑色塑料。

这支钢笔笔尖上铭文为“PARKER DUOFOLD PEN B”，笔夹上的铭文为“PAT-StP 3-16 PARKER”，中国名为“多福”派克钢笔。该笔戴帽时长约12.8厘米，直径约1.9厘米，笔尖、笔夹为镀金钢，笔帽、笔杆主体为黑色塑料。派克公司生产“多福”派克钢笔始于1921年，这支派克笔是老款的“多福”派克笔。在长征中拥有一支派克笔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红四方面军战士李春林将这支笔送给了战友张国卫，代表着两人在共同战斗中培养起来的深厚革命友谊。1959年，军博筹建之初，该支钢笔被征集入馆。

关于长征，意大利诗人B•瓜格里尼这样抒写，“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杆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的确，世界上不曾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七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助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 。

艰苦卓绝的青春行军

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年轻”是红军的一大特征。“这就是中国的红军，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二十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30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完成了长征。”长征期间牺牲的约430名营以上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倒在遵义战役前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年仅27岁；少共国际师平均年龄只有18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他所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也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官兵们的平均年龄恰好与肖华的年龄一样。刘华清15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他是红25军政治部的科长，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18岁的他硬是拉着马尾巴往前走，瘸着拐着咬牙忍痛坚决跟上了部队……血雨腥风使理想信念的青春花朵更早地开放了。

这是战火中成长的青春。据李春林生前回忆，“1933年，红军一个班住在我家里。红军临走那天，我去送他们。嘿，我跟着队伍就走了。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那时候我13岁。”这位来自四川通江县沙溪乡后槽理村的红小鬼，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历任战士、译电员、科长、副校长、处长、部长、副司令员等职。据熟悉李老的人讲述，李春林曾是红四方面军主力30军263团的战士,他和他的战友们护卫着西路军总部机关，一直打到康隆寺梨园口,西路军领导召开石窝山会议时,他们还在与围攻的马匪血战……他经常回忆的字眼是”马死了，我们没有吃的生吃马肉，我们经常被敌人包围……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和战友等400多人最后活着到达了新疆星星峡，日后分别成为我军装甲兵和通信兵建设的先行者。

穿越时空的战友情谊

长征是难忘的，长征中同志之间的爱更是难忘的。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红军将士随时面临着与战友生离死别的可能。在严酷的战场考验和异常艰辛的行军途中，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的鼓励帮助、相依相携是克服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

符必玖回忆自己长征路上担任连队文书患病时，战友冉瑞云同志给予自己活下去的力量，“从那天起，在行军前，他总是把粮袋背在自己的肩上，把磁壶提在自己的手里，什么也不要我拿，就是抢也抢不过来。那时行军，文书总是随着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卫生员随着指导员后面，每当大休息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去找他，因为他剩那点粮食，少得实在可怜。可是每次总是老远看见他提前那个烧黑了的白磁壶跑到我这里来，嘴里嚷着：‘文书，我们煮饭吃吧！’说着就忙着洗壶烧水，我就只好满怀感激地拣树枝去。我的心里很难过，常不敢多吃，我怕他会因为我过不了草地。可是，冉瑞云每次总是叫我多吃些，并且叨叨说：‘吃吧，吃吧！你别胡思八想的！’他的干粮眼看着一天天减少了。但当我们到达牛屎房子的时候，仍然没有找到粮食。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冉瑞云同志仍然和我平分他所剩余的最后一点干小麦。这些粮食，我是含着眼泪咽下去的啊！”

老红军刘自双回忆，长征途中，翻过腊子口就意味着能看到人烟，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就能活命。“就是爬也要爬过去。”带着这种求生的信念，红军战士仅靠盐水维持体力，艰难行进。到了腊子口的山脚下，刘自双所在连队的一个战士病倒了，奄奄一息。“平时好好的一个小伙子，说倒下就倒下了，我们不能把他扔在这里啊。”刘自双接受了这个任务，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战士带出草地，他心里明白战士身体之所以如此虚弱是因为长途跋涉而又腹中无食。连队给了刘自双一匹马，此时马也走不动了。刘自双找了些草，把马喂了喂，自己喝了两碗盐水，又喂战士喝了两碗，然后试图将战士扶上马，但战士的身体虚弱得马也骑不了。刘自双只好把战士十字交叉绑在马背上，缓慢前行。“走个十步二十步，就得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再走，不歇也不行，还不能走快。”刘自双回忆，当时大部队已经走远，天渐渐黑了又下着雨，加之山陡路滑，自己昏昏沉沉、连爬带走摸黑行进，马也难以负重老是摔跤。当时自己就一个信念：往前走，翻过腊子口，不仅自己能活命，还能救活战友。就这样，跌跌撞撞、走走停停，行进了几个小时，大概在晚上十一二点，刘自双看到了前面的亮光，是灯火，他们翻过腊子口了。

（文/于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