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4日，我从重庆踏上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征途。

深秋的凉意，冻得人鼻尖微红。校园主干道两旁，每隔一米站着一位送行的战友。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出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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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防护服的游建平。石 头摄

当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大地，不少人谈“埃”色变、避之不及之时，我和战友们选择直面生死，奔赴前线——

跨越万里的“逆行”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护士长 游建平

2014年11月14日，我从重庆踏上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征途。

深秋的凉意，冻得人鼻尖微红。校园主干道两旁，每隔一米站着一位送行的战友。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出征了！”

面对西非大地肆虐的埃博拉病毒，中国军人义无反顾奔赴战场

“埃博拉”，原本是流淌在西非大地上一条美丽而静谧的河流的名字，却因为一种罕见的烈性传染病病毒，震惊全世界。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没有特效药，感染死亡率高达50％～60％。

死神肆虐西非大地。一时间，“逃离”，成为人们的第一反应。危急时刻，中国却先后派出了数支援非医疗队，直面死神，上演了跨越万里的“逆行”。

此去路途之遥，有多艰难？没人说得清楚。

临行前，有人剪下了自己的一绺头发装在信封里留给爱人，有人写下了遗书。

出发前一天晚上，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她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不考试了，去送送你？”

“不行不行！”我一听就急了，连忙阻止她，匆匆挂了电话。

我们的“战场”，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利比里亚。那里卫生条件非常差，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疗队出发前的那几天，还陆续传来当地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一切从零开始，为当地民众、也为自己建起生命的堡垒。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医疗援外行动。作为我军首批援利抗埃医疗队的总护士长，我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工作人员感染，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长。多少人出去，就要一个都不少地回来！”

掷地有声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尽管已经有过多次应对传染病疫情的经验，但面对埃博拉这样的烈性病毒，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从建立护理制度、规范护理流程，到制作提示标识、准备防护用品，再到给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个人防护用品穿脱的培训，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我都严格把关。为了实现案头设计到床头操作精准对接，国内集训期间，我曾一周内飞4趟北京。

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还有人道主义的关怀

我们承建的埃博拉诊疗中心刚建成不久，一天，一名男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慌慌张张地声称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埃博拉患者”。整个中心瞬间进入“应战”状态。

当时，我们附近还有不少别的国家援建的医院，这位患者却首先选择了我们。这是对中国医护人员发自内心的信任！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肩膀上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患者很快被安排进了隔离病房。我定了定神，跟着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主任，率先进入了病房，同紧随其后的三名医护人员，组成了一个“临时作战小分队”。经过细致检查和初步治疗，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出来了。

我松了口气，正欲换下身上那棉被一般闷热的防护服时，救护车又送来一名疑似埃博拉患者。

这身防护服里外好几层，等下一组人员穿戴完毕，至少还要20分钟。

医疗队规定，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在病房中最长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但我们几个评估了一下自己的体力后，又一头扎进了病房。

在闷热狭小的空间内，大家汗如雨下。我们的口罩一旦被汗水浸透，便有窒息的感觉。大家虽然濒临体力极限，却都咬牙坚持着。

又过了许久，我们终于得以从病房出来。那时的我，口罩已被汗水浸透，全身湿得都往下滴水，身体已接近虚脱。虽然后来队里严禁队员再有类似行为，但是想到那是我们来到利比里亚后打的“第一仗”，想到患者眼中对中国医护人员的期待，我还是觉得，值了！

然而，有的时候，纵然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阻止死神的魔爪。终于，还是传来了一位埃博拉患者被确认死亡的消息。我们在感到悲伤之余，很快想起，患者的儿子小罗伯特，也是一位埃博拉患者。他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离去。成人都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吧，更何况一个孩子。

语言沟通常有隔阂，但心灵关怀没有国界。当我们代表祖国来到这里，带来的不只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还有人道主义的关怀。

埃博拉病房是多人一间，所以看起来，小罗伯特并不孤独。但我们还是格外关照他，教他跳舞、说中文、做游戏。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小罗伯特很快走出了阴影，重新变回那个乐观开朗的小男子汉，并顽强地战胜了疾病。

痊愈出院那天，小罗伯特特意用中文对我说了句：“我爱你，中国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