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天我们谈雷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和雷锋有关的文化群落，这就是雷锋文化。请谈谈您所理解的雷锋文化？

　　陶克：今年大年初六晚上，一位出租车司机登上了央视2套“出彩中国人”大型才艺节目，他以一曲自创自演的《堵车别堵心》赢得全票而出彩。他的名字叫余波，在电视屏幕上赫然列出的头衔是：首都的士雷锋出租车队。站在舞台上的只是一个余波，而站在他背后支撑的则是首都300多个“雷锋的哥”。他们以雷锋的名义把微笑送给南来北往的乘车人，而自己分享着“雷锋人”的自豪和快乐。我觉得，这个车队，这些“雷锋的哥”，还有他们的自豪与快乐，都属于雷锋文化的内容。

　　从理论层面上说，雷锋和雷锋精神关乎着“为什么活着，怎么做人”的人生第一命题。而用老百姓的话说，学雷锋就意味着做“好人好事”，而这“好人好事”中又包含着人们对诚信、敬业、友善、仁爱等诸多品质的美好追求。50多年来，雷锋已经从一个人的名字转化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全社会涌现出以雷锋名字命名的众多书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展览等，还有不少以雷锋为名义的公益组织、社会活动、学术研究等，这些都可以视作雷锋文化的表现形式。准确地说，雷锋文化就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事迹言论为基础，以雷锋精神为核心的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文化复合体。

　　记者：我知道，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与雷锋有关的宣传文化活动，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年来在雷锋宣传中最让您感动的一件事？

　　陶克：我作为一名军队新闻工作者很早就参与了有关学雷锋活动的采访报道，但是系统梳理研究雷锋现象应该是从1989年11月参加《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联合召开“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给刚刚形成的学雷锋热潮带来了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主要表现为“过时论”“超前论”“虚假论”“否定论”等。为了回答人们对学雷锋活动的疑惑，我和另外一位编辑部同事在理论座谈会的基础上，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发展及未来进行大扫描，在《昆仑》杂志发表了《中国雷锋现象》。之后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大量吸收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在报告文学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了一本理论专著《中国雷锋现象》。后来，我又经过15年的调查思考，写作出版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编外雷锋团》等专著。在解放军报社党委的支持下，开办了“雷锋讲堂”在军队和地方宣讲了130多场。在写作和宣讲过程中，那些雷锋传人们的事迹常常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在鞍山，我见到了当年送雷锋当兵的辽阳兵役局副政委余新元。这位92岁的老红军说起雷锋就像还在眼前。他告诉我，个子矮小的雷锋用热爱祖国热爱军队的一颗炽热之心和在工人岗位上的杰出表现，感动了军地领导和接兵干部，作为特例送到了部队。余新元说：“雷锋临上车时，对我说，‘余叔叔，我要走了，我也没什么送你的，我就叫你一声爸爸吧。’我说，‘别，这样不好’……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牺牲了。我是3天后才从报纸上看到的，我回家告诉老伴，‘坏了，咱们的孩子走了’。我们老两口抱头痛哭……”讲到此时，老人热泪纵横，扭头抽泣，我的眼泪也滴在了采访本上。从那一刻，我明白了雷锋为什么会成为雷锋，我好像成了雷锋的战友，看到了雷锋这个苦难的孩子怎么用报恩之心，报答共产党、报答人民、报答新社会，他脸上洋溢着微笑，以夏天般的火热投入工作，以春天般的温暖关爱他人……我下决心不仅要写出一个可敬可爱可学的雷锋，还要写出孕育雷锋成长的伟大时代和帮助他成长的一批伟大的人。

　　采写邓州“编外雷锋团”时，则是另一种感动与心酸。当年雷锋的540个战友带动起一个城市学雷锋热潮，各条战线上14000多人踊跃加入“编外雷锋团”，图的啥？在采访中，经常有素不相识的造访者走进我的房间讲述雷锋传人的感人故事，有的还拉我到家中看看他们关怀的患病儿童，以及还需要送去温暖的残疾人。我理解了，我明白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弱势群体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社会公平问题，都关乎着百姓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稳定，雷锋精神的传播和雷锋传人的大量涌现，对老百姓意味着温暖和有指望。从这个角度说，雷锋文化也是造福广大人民的先进文化。

　　所以，如果问我坚持传播雷锋精神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来自于被雷锋和许多“雷锋”人生价值的感动，来自于捍卫民族英雄尊严的一种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