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在1930年前后的购买力

民国时代的货币体系很杂乱，有银元、毫洋、铜钱、元宝等金属货币，还有各种银行、个省发的纸质券、票、币等。其中，银元有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还有各军阀发行的地方银元。尽管当时的货币很繁杂，但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鹰洋”、“站洋”等银元，还是作为硬通货，被全国所认可，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

我们看一下一块大洋在民国1930年前后的购买力：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曾提到，1929年他独立行医时在上海生活的细节：“那时米价，每担是四元左右，小家庭一夫一妻的话，每月三四斗就够了，子女多的人家，一个月也不过吃一担米而已，所以银元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定。” 民国18年，政府开始推行计量改革，将旧制595克一市斤改为500克一市斤，但仍沿用十六两为一斤、十钱为一两的进制。陈存仁医生谈到的担（也称石）是旧担还是新担不得而知（每旧石为160旧斤，为现在178斤，1市石为现在的160斤），但是，他的记录给了我们很好的参考，大约一个银元在上海可以购买40至45斤左右的普通大米。

银元购买力随着地域不同，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基本表现是大城市高于一般城乡，南方高于北方，繁华地域高于偏远地域。就当是情况看，上海和广州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银元的购买力相对较低，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钱不抗花”。同时，随着时间增长，每过几年可能就会有些贬值。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谢扶民在《苗山一夜》一文中写道：“他们听说部队需要的是粮食，就都把粮食拿出来卖。我们按六块大洋一百斤购买……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是因为（糯）米太好花钱多……”。当时的斤应该用的是旧斤，100斤相当于现在的120斤，在偏远山区，一个银元购买20斤的糯米，确实不划算，难怪“有的单位不愿要”。由于红军在执行买卖公平时，要求红军只允许买和不买，不允许和群众讨价还价，所以有时候，买东西的价格会贵一些。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当时长征红军到达哈达铺时，红军总部提出了“要吃得好”的口号，并给每人发大洋1块用于改善伙食，当时哈达铺的物价较低，5块大洋能买到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肥猪，1只肥羊只值2块大洋，1块大洋能买5只鸡，1毛钱能买到10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