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爬雪山穿过的钉子布鞋
文物：钉子布鞋
规格：鞋帮未立起时，鞋长23厘米，宽11厘米，高3.5厘米。
材质：鞋底和鞋帮质地主要为麻、布、棉，通过麻绳缝制起来，鞋子底部为圆形平头铁钉。
这是红军长征爬雪山穿过的钉子布鞋，鞋子底部为圆形平头铁钉，铁钉主要作用是防滑，它的作用和脚马子的作用非常相像。鞋底和鞋帮质地主要为麻、布、棉，通过麻绳缝制起来。红军爬雪山时穿的主要是草鞋、麻草鞋、布草鞋，还有少量老百姓送给红军的千层底布鞋，以及缴获的极少的胶鞋。这双钉子布鞋十分特殊、少见，由于档案没有记载它的出处，根据它的铁钉工艺推测，它是雪山地域藏民自制登山鞋的可能性较大，这双鞋可能是红军从藏民手中买来，或者是藏民送给红军的。鞋帮未立起时，鞋长23厘米，宽11厘米，高3.5厘米，破损严重，鞋钉锈蚀。该双布鞋原属旅顺军事博物馆，1977年，根据总政治部文件，旅顺军事博物馆撤销，该馆文物全部移交给军博收藏。
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行军的靴子样子和行军时的脚步声，是军队的有力武器。”而红军长征途中，物资供应极其匮乏，更谈不上鞋靴供全，打草鞋、穿草鞋是常态，有双布鞋自然被视作珍宝。红军战士江耀辉把苏区一位老大爷送的布鞋挂在腰间，视为长征中最好的伴侣，过雪山时穿上这双“量天尺”，爬过了雪山，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
向死而生的苦难行军
长征途中，红军曾发布过这样一份《行军告示》：“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行程。开国少将贾若瑜在日记中记录，“部队从西倾寺出发，前方就是杳无人烟的大草原，每天行军赶路少则五六十里，多则百余里。在紧张的行军中，没有心情观赏草原景色，也顾不上荆棘刺脚，有时还要翻越山坡。困难的是高原荒野风餐露宿，寒气袭人，加上腹饥衣单，真是饥寒交迫。”“宿营时三人一组，由身体好中差组成。身体好的负责挖坑，身体次之的同志负责寻找柴草，身体差的就看管枪支行囊。睡觉时三人一起蜷缩在小坑里过夜。有时第二天醒来，体弱者耐不住长期饥饿和夜寒而悄然逝去，他就永远长眠在这个坑洞里了。我们掩埋好自己的同志，卸下子弹，拆毁枪支，含着泪花，又重新上路了。”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张绍全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老红军郝毅当时只有19岁，他回忆，“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老红军刘洪才当时刚满21岁，“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在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翻越的雪山却最多。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麦拉山、瓮水、邯坡等二十多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由于曾三次跋涉雪山草地，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红桥山、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党岭山、巴郎山、鹧鸪山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
民族关系佳话流传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刘司令帮助成立彝民支队啊，沽鸡支队的队旗像一团火……”这首歌谣记录了“彝海结盟”的佳话。红军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这里正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长征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时间占到整个长征路途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则有近五分之四的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
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就曾经过黔东南、黔东北等地，这里的各民族群众接触到红军后，对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产生深刻印象，主动为红军筹草备粮、侦察敌情、当向导、保护伤员。红军过黄平时，苗族群众为红军夜间行军准备火把，并主动给红军带路。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又在贵州大地上掀起了各族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潮，大定、宜良、禄劝都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红军队伍。次年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彝族地区，彝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红军，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加红军的达五六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长征中贵州有12500多的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在长征经过各省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
1936年4月25日至4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云南的石鼓至巨甸段渡过金沙江。当时，贾若瑜在红16师任参谋。4月底的云南，金沙江畔风和日暖。可要翻越海拔5300多米高的哈巴雪山，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指战员们必须准备翻越雪山的服装，还要带点辣椒、白酒等。贾若瑜记得，到中甸县城后，我军总部立即张贴一张布告，说明红军是“扶助番民 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的军队，让当地藏胞知道红军路过的目的。
由于全体官兵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实际行动影响当地群众，使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归化寺喇嘛解除了顾虑，主动来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同志。贺龙总指挥就请他们带信函转交归化寺的“八大长老”，说明红军对藏胞和寺庙的政策，并派哨兵站岗保护该寺。
1936年5 月2日，贺龙同志等四十余人应邀前往归化寺做客。掌教的“八大长老”和数十名喇嘛将贺龙一行迎入神殿，并举行了隆重的“跳神”仪式。同时，贺龙同志也给他 们赠送了“兴盛番族”的红色横幅，表达对藏族诚挚的祝愿。在中甸短短的几天里，部队和藏胞之间由陌生到熟悉。当藏胞看到部队煮青稞当干饭吃，就告诉官兵要将青稞加工成炒面，再用酥油搅拌，然后把它捏成小条，用酥油茶或菜汤一起食用。
“由于我红二、六军团沿途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才得到藏胞的热情欢迎与支持。他们给部队献哈达、表敬意，出售豌豆、酥油、糌粑和牛羊，甚至还主动地当向导，作‘通事’，以至用牦牛、马匹帮助驮送掉队人员。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一书，也收集了很多红军与康巴藏区的故事。据考证，白利寺百余名喇嘛给红军筹粮达到7000余斤，甘孜全县则支援了红军粮食120万石、牦牛200余头。甘孜县藏区人民还和红军一起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袜子，缝皮背心，赶制御寒衣物支援红军北上，还教红军识别可食的野菜、可用的草药。
官兵一致同甘苦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许世友在《我的军人生涯》中说：“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同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分着吃，有烟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要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爱兵，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正是凭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官兵间团结互助的生死情谊，红军将士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老红军贺文玳说：“过夜时，战士们总是自觉地将干爽草地留给年纪大的同志，湿草地则被小青年们抢着睡。”老红军谢元珍说：“有次我一脚踩进水草地，水已经没过胸口，一位骑马的干部伸出大手拉了一把救了我一命。死里逃生，可现在都不知那干部的名字……”在草地里，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别人就扶着他或背着他走。有的战士饿晕了，身边的战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存的一点干粮递过去。有的战士陷入泥潭中，战友们便立即用绑带、木棍进行营救。许多战士为了抢救别人，自己陷入沼泽中，牺牲了生命。老红军钟明说，最难受的，就是在草地里看到东一堆西一堆的遇难战友手手相连，实践着“同生死共患难”的誓言。
老红军罗玉琪过草地时掉队了，他和掉了队的二三十人躺在地上，这时李副连长来了，他二十七八岁，瘦个儿，背着一个红小鬼，一看见大伙躺着就发火了：“起来，这儿怎么能躺下，同志们，要咬紧牙关，一定要赶上去。”上山后，李副连长鼓动大家烧起了火，又不知去哪打了一只山羊回来，给大家打牙祭，自己却悄悄躲在一边吃野菜，被伤员发现后才拿了块羊肝。第二天前进时，一个重伤员昏倒了，喷了好几口冷水才苏醒。这时，李副连长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树叶包，递了过去。解开小包，那个重伤员的手颤抖了，里面竟是那块只咬去一小点的羊肝……
干部绝不搞特殊。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团以上干部所配的乘马，基本都让给了病弱的伤员和掉队的战士，他们同战士们一样在草地里艰难前行。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将领跟普通战士一样，穿草鞋、吃野菜、露天住宿。毛泽东的伙食费与普通战士一样，是一角五分钱，毫不特殊。进入藏族区后，由于藏族同胞受反动派的欺骗胁迫都躲起来了，红军部队陷入严重的粮荒。有一次，警卫员吴吉清给毛泽东端去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子熬成的汤时，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毛泽东却说：“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听说盘古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
红军领导的一言一行，无疑对广大指战员产生了无穷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处处为战士作表率。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和部队之间处处体现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大家都把战友当作自己的亲人，把部队当作自己的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正是依靠这种上下一致、团结奋斗的精神，红军才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征途。
（文/于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