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淑勤，南京大屠杀那年，我刚满十岁，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我的父亲叫马宏源，是一个搭凉棚的生意人。父母共生了七个女孩，我排行老六。日军侵占南京之前，三姐、四姐、五姐三人，跟随四姐同学的父亲去了汉口避难。妈妈因为舍不得家业，带着大姐、二姐、小妹和我四姐妹留守在南京。父亲和我买了船票，也准备从下关前往汉口避难。当我们乘着邻居的车抵达下关江边的时候，江面已被封锁，沿途全是国民党伤兵。我们无法离开南京，于是重新回到城内。

　　日军轰炸南京的时候，我家住在总统府附近的碑亭巷。有一天，我去逸仙桥附近的西华门伯父家的仓库玩。那天，日军轰炸了明故宫飞机场，炮弹落到了西华门一带，我的伯父马宏龙、四兄弟小塞子全部被炸死，遇难地点就位于现在的熊猫电子厂处。当时，从西华门到大中桥一带的房屋大部分被炸毁，遍地死尸。

　　为了避难，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安全区内管家桥的仓库居住。有一天，父亲去安全区内找房子，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母亲担心他的安危，便带着我们四个姐妹出门找父亲，我亲眼看到沿途菜地里全都是尸体。当我们走到小粉桥1号，就是现在的拉贝故居附近时，与父亲相遇，他在北阴阳营找到了一处房子。于是，我们全家便搬到了那个难民收容所，见到了美国人“华小姐”，因为我当时调皮可爱，华小姐很喜欢我。

　　大概是日军进城三天以后，有一天，父亲走到上海路附近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兵追赶一个中国女人，那女的跑向我父亲求救。父亲让她从小路往汉口路方向逃生。日军追上来以后，发现那名中国女人已经不知踪影，便拿起父亲的猴头拐杖，在他头部猛击了两下，鲜血直流，父亲的脑部因此受到创伤。

　　日本人经常到安全区搜捕中国人，我亲眼看到一车一车的人被拉走。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是被拉去集体屠杀了。日本人还冲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找“花姑娘”，我亲眼看到华小姐哀求，但日本人坚决不同意。最后，华小姐对大家说：日本人说，如果你们中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他们就屠杀难民营的难民。后来，有很多妇女站了出来，被日本人带走。

　　我们全家在难民区生活了半年多，每天两顿粥，早上九、十点一次，下午三、四点一次。因为在安全区吃不饱，也因为担心家产遭到破坏，有时候，我们会经常回到管家桥的仓库看看。日军进城两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过一次管家桥时遇到过危险。当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到街上来了三个骑马的日本兵。我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躲藏起来，等到日军冲到我家的时候，没有被搜到。但是，年仅十七八岁的二栓子（我家的伙计），在院子里被日本人发现，将他的头反复浸入水缸，淹的半死不活后带走，从此二栓子再无音讯。

　　日本人进城一周后，我爸带着我回到碑亭巷家中查看。途经新街口的时候，遍地都是尸体，我们不得不从尸体堆中穿过。我看到一个老奶奶的尸体，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当我们回到碑亭巷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太师椅已经被拆卸，日军把椅子腿拿来烧火取暖。灶台上的锅里，是日本人的大便。我们用水把火熄灭后，便返回了安全区。

　　个把月后的一天，我表嫂在家门口的井边淘米，日本人发现了她，嘴里喊着：“花姑娘！”表嫂丢下米桶就跑回家通报。表哥用身体堵着门，不让日本人入内，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因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父亲八年没有做搭凉棚的生意。全家靠父亲在新街口摆摊卖香烟为生。1938年，父亲在上海白渡桥接三姐、四姐、五姐回来的时候，又遭到日本人毒打。我家的房产全部被日本人抢占了。